《世纪评论》与1947年的中国政治

      《世纪评论》由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创办于内战期间的1947年。杂志汇集了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对时局发出独立、清醒的声音。它的第一篇社论，题为《中国需要忠实有力的在*野*党》，文章说：

       “中国现在不需要更多的政党，不需要更多的政党参加联合政府，而需要一个有力量，有见识，有风骨的在*野*党，站在全民的立场上，不断的向政府作建设性的忠告。”（同上）社论还说，在*野*党就是反+对+党，所谓“反对”，不是打倒，不是漫骂，而是引导政治走向正轨，走上宪+政的道路。

      1947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这一年元旦，由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正式颁布，这意味着国民党即将结束一*党&专&制，并开始推行民*主*宪&政。但是，这次大会遭到中共的坚决抵制，这部宪法也遭到中共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因中国女学生沈崇被美军士兵强奸一案引发的反美运动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继续发酵，国共两党在江苏、山东乃至东北等地的军事冲突亦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特使马歇尔应召回国，美国对国共两党的调停宣告失败。

       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提出恢复国共和谈的愿望和具体措施。5天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指责政府对和谈毫无诚意，这可以视为中共对政府声明的公开回应。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世纪评论》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问世。

一、《世纪评论》的问世

      《世纪评论》的问世与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有关。何廉早年留学美国，曾师从于耶鲁大学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欧文·费暄教授，学成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创办南开经济学院，对中国社会经济展开调查并翻译了大量西方经济学名著。南开大学的经济学专业能够蜚声中外，与他的努力有一定关系。1936年，他应蒋介石之邀弃学从政，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经济部常务次长、等要职，是蒋介石的智囊集团的一个重要人物。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离开官场出任金城银行的常务董事，并且在民生实业公司、永利化学公司、久大精盐公司等担任董事或顾问。

著名经济学家何廉

       尽管如此，为了实现学术救国、言论报国的夙愿，他想在上海成立一个经济研究所，在南京办一个“多少有点像《独立评论》”的杂志（《何廉回忆录》第27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金城银行负责人戴自牧时，戴以公司股份的形式拿出40万美金，希望能够玉成其事。

经过一番准备，《世纪评论》终于在1947年年初问世。该刊主编张纯明早年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据说他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同班同学）。学成回国后，他在南开大学执教，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

    《世纪评论》创刊之前，曾在《征求直接订户启事》中表示：“本刊以超然立场，评论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重要问题，执笔人皆系言论界、学术界、文艺界第一流作者，见解透彻、观点正确，使读者对于每一问题，能有切实之认识。”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1月4日，《世纪评论》正式问世。该刊在《发刊词》中首先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情况。文章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本来应该迎来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时代；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互不相让，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内战。于是，广大民众在经过八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仍然是有家归不得，有田不能种。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已经使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贪污盛行、是非不分的风气也弥漫整个社会。

      面对这样的现实，文章表示“本刊的立场是超然的、本刊同仁的思想，在大体上说，是接近自由主义的。”（《世纪评论》第1期第1页）

        在《发刊词》之后，是《世纪评论》的第一篇社论，其标题是《中国需要忠实有力的在*野*党》。社论开门见山说：当前国内最大的呼声是建立联合政府。中国由一*党*专*政转向多*党+联*合，这既是“训政”的结束、行宪的开始，也是国民党兑现“还政于民”的承诺。可是现实情况却使我们充满忧虑。因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联合政府只是一个过渡的办法，而不是永久的制度。另外，由于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对人民负责，而人民又是散漫的，没有组织的，因此所谓民意，必须通过政党才能实现。这样一来，“朝党执政，野党*监督的制度便成了保障民权的重要利器。”（《世纪评论》第1期第3页）然而在联合政府的旗号下，各党派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全部参加政府，二是部分参加政府。于是作者问道：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万一政府犯了重大错误，谁能够进行有效的纠正？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各党派又怎么能够实现全面的合作？

民国36年第9期《世纪评论》

        经过上述分析，社论做出如下判断：“中国现在不需要更多的政党，不需要更多的政党参加联合政府，而需要一个有力量，有见识，有风骨的在*野*党，站在全民的立场上，不断的向政府作建设性的忠告。”（同上）社论还说，在野党就是反+对+党，所谓“反对”，不是打倒，不是漫骂，而是引导政治走向正轨，走上宪*政的道路。

       《世纪评论》的第二篇社论将矛头指向执政的国民党，标题是《国民党向哪里去》。社论指出，国民党上在这次国民大会已经开始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由于贪污盛行，是非不张，致使“党内比较有血性、有志气的分子对于党不免失望。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腐化到不可救药的程度，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必然另树旗帜”。

       第二是“党内组织不够民主，党的大权为几个人所把持”，致使许多老党员愤愤不平。

       第三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入党时就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如今宪法公布，各党都可以公开活动，于是他们产生了组织新党，从而成为领导人物的想法。

       在《世纪评论》上第一个以个人身份亮相的是著名的政治学家萧公权。萧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制宪与行宪》，就排在上述创刊号社论之后。这篇文章是针对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简称制宪国大）而写的。制宪国大原定于1937年召开，但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所以迟迟不能举行。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实体，因此在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上与政府军分庭抗礼，冲突不断。后来虽然经过重庆谈判和美国调停，但是双方的军事冲突还是愈演愈烈，从而完全堵塞了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争端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好在中共和民盟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制宪国大，以便兑现国民党“结束训政、走向宪政”的承诺。

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

      萧公权在撰写该文时，制宪国大即将开幕，中共因不肯妥协而拒绝出席大会，因此萧氏在文章中指出：宪法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妥协不一定是坏事。对不同意见妥协，为了获取有用的结果而妥协，为了避免决裂纷争而妥协——这样的妥协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一个运用原则。妥协是让步，是谅解，是宽容，是在尊重自己主张之时也尊重别人的主张。”萧氏认为，在制宪大会上通过的宪法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只要不是废纸，我们便有改进的希望。”（同上，第5-6页）

       萧公权早年在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就读，后来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他曾经参加五四运动，然后赴美国留学，曾在密苏里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于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清华、南开、燕京以及台湾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等十几所大学任教，并著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康有为研究》等专著。 

        作为政治学家，萧公权对民-主、宪*政等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说：所谓民-主，就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议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择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举政府的机会。他强调，这些机会不需要等到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他认为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如果这种起码的民+主都办不到，那就是民-主的蟊贼、社会的公敌、历史的罪人。

      萧公权不赞成当年国民党宣称的中国必须经过“军政”、“训政”才能实行“宪政”的主张。他还引用《大学》中“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的古训告诉大家：世界上没有先学会抚养孩子，然后再去嫁人的事情；所以要实行宪政，根本不需要做任何训练或准备。

      查《世纪评论》的目录，可以看到他写的大多是关于宪&政方面的文章，其中除了《制宪与行宪》之外，还有《宪法与宪草》、《宪法与政协原则的异同》、《行宪的准备》、《宪法所定制度的测论》、《宪法与孙先生学说的异同》等篇目，可见他是《世纪评论》撰稿人中的一大重镇。

《世纪评论》内页

      1947年2月15日，《世纪评论》发表傅斯年的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首先指出人类社会有一个共同规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然后作者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和文化水平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之后的所作所为，从而得出“共产党最喜欢孔宋当国”的结论（《世纪评论》第7期第8页）。傅斯年还说，他有如此判断，是因为他看到孔祥熙和宋子文二人可以导致国民党垮台，从而让中国像蒙古国一样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紧接着，傅斯年在《世纪评论》第8期又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进一步分析了孔祥熙和宋子文联手，“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中于私门，流于国外”的作法。（《世纪评论》第8期第7页）

       当时宋子文是行政院院长，傅斯年的文章导致了宋子文的下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事。

       蒋廷黻文章发表时，《世纪评论》在编辑后记中写道：“本刊出版已经半年了，这一期是本刊第一卷的最后一期，为整理内部业务，我们不得不暂时休刊两周，从第二卷开始，本刊版面将有调整……。过去半年，我们自知努力不够，还有不少的缺点，现在我们愿意乘这个小小告一段落的机会，一方面作一番自我的工夫，同时更希望作者和读者，多多提供宝贵的意见”。（《世纪评论》第24期第19页）

       所谓“整理内部业务，暂时休刊”云云，显然是一种托词，真实的情况是何廉要出国考察休假。关于这一点，何在回忆录中有所涉及。他说他当时常住上海，对上海金融界和企业界的吃喝应酬之风很不适应，便想出国一趟，一来可以休息休息，换换环境，二来可以更新知识，了解一下国外学术界的情况。正在这时，他接到外交部的通知，说他被推选为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的中国代表，需要赴纽约参加会议。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地区主任马歇尔·贝尔福也告诉他，如果他想去美国，洛氏基金会可以向他提供3000元美金的资助。1947年7月，何廉携夫人和三个孩子乘美琪将军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美国。

       在何廉离去和经费告罄的情况下，《世纪评论》也只好停刊了。

       本文摘自智效民新书《百年旧梦》，有删节。智效民多年从事知识分子研究，他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曾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百年旧梦》追寻知识分子百年家国梦想，壹嘉出版最新上市。详情请点击链接：